湖南万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万容”)营销总监田芳芳女士最近特别忙。因为公司专门成立了5个人的团队并配套专项资金，准备“进军”医疗废物处置市场，她已经开始着手在一年前前期市场调研的基础上加速落地的进程。

湖南万容成立于2006年，以城市垃圾资源化分布式处理“起家”，2014年开始涉足危废处置设备制造领域。对于医疗废物处置市场，田芳芳保持着乐观的谨慎态度。“我们的产品与二三线城市的需求很匹配，前期也做了调研、论证等准备，但医疗废物处置设备还不是我们的主打产品，还存在政策、技术规范、业绩、准入等不确定因素。”

最近，像湖南万容这种持观望态度的企业并不在少数，疫情期间医疗废物猛增，诸多应急处置设备驰援武汉，近期医疗废物、危险废物相关股票的强势表现，都从侧面证明了市场的热度。

医疗废物领域是否值得关注，前景如何，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对此，曾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环境保护部“中国医疗废物可持续环境管理项目”国际协调专家(2006-2018)的蒋峰表示乐观：“如果政策进一步明确，保守估计，未来医疗废物设备制造、运营以及带动的相关产业，还有数十亿元的增长空间。”

关注点1

移动式应急装置成为网红，值得成为中小企业下一个逐利点吗?

从50吨/天提高到263。8吨/天，武汉市的医废处置能力是疫情期前的5倍，湖北省的处置能力也从疫情前的180吨/天提高到665。6吨/天。这期间，除了部分新建项目，各地驰援的应急处置装置发挥了重要作用。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驰援武汉的团队

这是否意味着今后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的装备以及运营市场将会迎来井喷式增长?

对此，中关村绿创环境治理联盟战略委主任曲睿晶表示中小企业在转型时还需要慎重。“这个问题讨论很多，也有一些企业咨询。从环境应急管理的需要来说，至少我个人不赞成各地新上太多专业医废应急处置装置。”

曲睿晶解释，中小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可能面临三方面问题，风险较大。首先专业医废应急处置装置在平时没有大规模应用场景，装置单纯用于应急存在浪费问题;第二，相比其他废物，医疗废物具有高传染性特点，对安全处置的要求更高;第三，即便是移动式撬装专业医废应急处置装置也有安全性差、能耗高、排放不易控制等劣势，这势必对企业的技术水平要求更高，投入的研发成本也更高。

对于下一步医疗废物应急体系的建立，曲睿晶提出了新建或改扩建“高、中、低”配置的综合焚烧处置设施概念：就高，可以处理医疗废物，就中可以处理危险废物，就低可以处理一般固体废物。

事实上，这种做法也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2019年12月，湖北中油优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襄阳余家湖危险废物处置厂就完成了医疗废物处置改造，并通过了验收。

“改造的初衷，是处理公司旗下襄阳另一家采用高温蒸汽技术处理不了的医废。”公司生产副总李杰告诉记者，高温蒸汽只能处理感染性废物和损伤性废物，其他医疗废物则按照求交由焚烧装置处理。

余家湖危险废物处置厂新建的上料系统及洗桶间

改造焚烧设备，中油优艺的总投资在80万元左右。李杰说，作为一个危险废物处置企业，这个费用并不算高，改造的技术难度也不大。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危废处置单位都可以进行类似的改造。从管理规范上来说，平时“高、中、低”的配置也有难度。因为除了在改造中要满足相应的技术规范，企业必须同时具有处理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的资质。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全国各省(区、市)共颁发407份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用于处置医疗废物，其中383份为单独处置医疗废物的许可证，只有24份为同时处置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的许可证。

相比医废产生量，危废处理厂或垃圾焚烧厂的处置能力要大得多。“所以如果有更多的企业拥有‘两证’或者固废、危废和医废的‘三证’，那么应急期间的医废处置能力将大大提高。”曲睿晶说，除了技术上需要创新，政策准入上也要有所支持，未来在改扩建项目中可以试点类似模式。

关注点2

分布式处理设施优点很多，医院可以自己处理医废吗?

曲睿晶认为移动式应急处置装备不应该大量囤积，并希望企业慎重转型的主要原因是可能造成重复建设和浪费。但他同时表示，如果移动式装置对部分特殊地区平时医疗处置能力是一个有利的补充，同样具有因地制宜的推广价值。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环境工程部主任孙宁建议，在坚持以地级市为单位建设集中式处理设施的基础上，应该结合现实需求合理开展一批就地就近小型处置设施的建设，作为集中设施的合理补充。

这个问题，在近日十部委印发的《医疗机构废弃物综合治理工作方案》中也有提及。在强调加强集中处置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工作方案》鼓励发展医疗废物移动处置设施和预处理设施，为偏远基层提供就地处置服务。

“偏远山区鼓励就地处置，那么其他地区是否也可以就地处置，以及技术规范相关政策还需要明确。”蒋峰说。

对于分布式处置设施，蒋峰认为直接由医院自建设施或委托第三方运营，可以解决在集中处置中暴露的一些问题。

2014年，蒋峰参与了《中国医疗废物环境可持续管理项目示范省建设项目》。对某省的研究测算显示，当医疗机构病床数超过330张时，采用就地处置比集中处置能够节约60%的成本。事实上，这个省份全省超过100家医疗机构能够满足就地处置条件，产生的医疗废物初步估算占全部医疗废物总量的60%以上。

对于测算结果，我国第一个医院医疗就地化处置项目是一个实践案例。2015年7月，四川省大英县人民医院投资110万元建设了日处理能力为1吨的处置项目。项目采用高温蒸汽技术，一直由医院负责运营，目前医院约有床位400张，每天产生医废0.2吨，同时接受本县其它医院转运医疗废物约0。13吨/天。项目建成至今已近5年，在实现收支平衡的基础上保持盈利。

大英县人民医院医废处置中心高温蒸汽处理设备

“多地经验也显示，当医疗机构位于医疗废物处置厂60km以外，或其医疗废物产生数量小于50kg/天时，集中处置企业便会放弃收集。因为设备运行成本和医疗废物处置的费用都是固定的，运费增加，就意味着企业减少收益。”蒋峰说。

除了经济效益，重庆智得热工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龚伟也从安全角度向记者解释了单纯发展集中处置面临的问题。“大量医疗废物的储存与转运，即使在大城市里，也面临转运途中的泄漏隐患。而且一旦集中式设备出现故障，或者是在传染病爆发时集中处置厂厂区有人感染，那城市医疗废物的处置将面临更大压力。”

重庆智得是国内医疗废物处理成套设备制造行业中的龙头企业之一，也是全球性的医疗废物处理成套设备专业供应商，产品出口全球五大洲近20个国家，并为全国超过100家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工厂采用。

“我国医疗废物集中处理工厂的规划及建设前瞻性不够，难以有效应对医疗废物量稳步增长的需要，在留出应对突发性疫情的多余处理能力方面存在短板。”结合使用公司的医疗废物处置工厂情况，龚伟分析说目前有一半长期处于满负荷甚至个别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无法招架疫情爆发后医疗废物大幅增加的需求。

“《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医疗机构中床位在500以上的有3732家。按照一套处理设置100万计算，就是数十亿元的市场。”蒋峰说，他希望政策可以进一步放开，并制定相应的技术标准和行业规范，以“集中+分散”的模式增加医疗废物处置能力。

关注点3

非焚烧技术发展空间可能更大，资源化怎么做才靠谱?

不管是孙宁接受采访时提出的建议还是大英县人民医院的示范项目，都涉及到了非焚烧技术。

就处理流程和技术规范而言，高温焚烧对医疗废物处理的比较“干净”，而高温蒸煮等非焚烧设备还需要进行减量化处理，也就是填埋或后续焚烧。

为什么不是全部集中焚烧?“高温焚烧的费用是高温蒸汽的两倍以上，这也是公司不单纯选用焚烧，而是两种设备兼用的原因之一。”李杰说。

孙宁则从治理技术角度说明了在分散式处理装置建设时主推非焚烧装置的原因。“我国目前超过一半的医疗废物采用焚烧方式，医疗废物中含有大量塑料，小型设备污染物达标排放的技术难度相对较大。”

就政策而言，《医疗机构废弃物综合治理工作方案》也为非焚烧技术提供了发展空间。

《工作方案》明确，在回收和利用环节，由地方出台政策措施，确保辖区内分别至少有1家回收和利用企业或1家回收利用一体化企业，确保辖区内医疗机构输液瓶(袋)回收和利用全覆盖。

在我国，台湾地区医疗废物的资源化利用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他们通过精确分类结合高温蒸汽处理技术，对医疗废物中的高品质塑料进行回收利用，剩余的经过高温灭菌后的废物，塑料含量已大幅度减少，再送至生活垃圾焚烧厂按照生活垃圾进行焚烧，可以实现处理过程环境污染的最小化，以及医疗废物的无害化、资源化及减量化目标。

台湾医院医疗废物分类收运车

由于违法倒卖医疗垃圾带来高收益，不法分子利用医疗废物处置单位管理漏洞，将回收的医疗垃圾进行简单的分拣和碎片化处理，转手卖出后就可获得不菲的收益。

“输液袋本来属于生活垃圾，将其与医疗垃圾混合进行简单处置甚至倒卖的事情之前时有发生。所以安全、合规资源化，也是切断医疗废物黑色利益链的有效手段。”蒋峰说。

《工作方案》明确，回收利用的输液瓶(袋)不得用于原用途，不得用于制造餐饮容器以及玩具等儿童用品，不得危害人体健康。

采访中，多位业内专家表示，按照“闭环管理、定点定向、全程追溯”的原则对输液瓶(袋)做好收集和资源化利用，前期的消毒处理将是关键。

“除了输液瓶(袋)，医疗垃圾也如此。包括在医院暂存、就地处置过程中，如果前期可以进行消毒杀菌的预处理，那么处理处置的要求以及难度将降低很多。”蒋峰说。

龚伟则建议，要尽快开始推进医疗废物资源化利用的试点，通过资源化利用促进非焚烧工艺的更广泛应用;尽快推动生活垃圾焚烧厂协同医疗废物处理的示范项目建设，用高温蒸汽灭菌+资源化利用+生活垃圾焚烧厂协同焚烧的模式来推动医疗废物处理最大程度的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

此外，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武汉市新建的永久型医疗废物高温蒸汽集中处理厂已经预留了资源化利用场地，正在申请试点。

“不管政策导向怎样，对于企业而言通过技术创新将标准提高，将费用减少，才是生存和发展的‘王道’，这需要市场的检验。”曲睿晶说。

关注点4

强调系统思维更重要，行业“独角兽”会出现吗?

“将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危险废物处置设施、生活垃圾焚烧设施等性质和作用较为类似的设施统筹起来进行规划和管理，将这些设施的主管部门归并为一个主管部门，对于加强医疗废物应急处置设施统筹是非常有利的。”孙宁说。

在加强系统思维，加大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孙宁还提到了信息化平台的建设。“目前我国危险废物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已经比较完善，可以建设医疗废物应急管理的子平台，将全国医疗废物的应急处置设施、人员队伍等信息纳入，一旦发生突发情况可以立即启动平台，依靠信息化和大数据等提高效率。

应急系统的保障依靠政府，设备制造以及平时的运营则应该交给市场。

对此，蒋峰表示目前医疗废物处置单位的特许经营模式导致的垄断，抑制了医疗废物处置市场的正常竞争机制，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导致供需双方主体不能自行选择合作，造成医疗废物处置技术单一，企业处置成本虚高、浪费现象。

“所以我建议政府逐步放开独家特许经营的管制，实行市场化经营。鼓励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废物处置行业，许可多家经营，提高企业降低处置成本的内在动力，为医疗机构选择合适的处置企业和处置方式提供可能。”蒋峰说。

孙宁也表示，要实施对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企业处置能力和管理能力的评估，达不到相应标准要求且整改不到位的，终止委托处置合同，引入新的处置企业，打破目前处置企业认为的“铁饭碗”。

但这并不容易。特许经营权的期限一般在20年-30年之间，也就是说，2003年之后建设的一批集中式医疗废物，其运营合同还没有到期。

记者联系河北某地级市医疗废物处理处置企业了解到，项目的总投资为950万元，全部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5。4%左右，投资回收期为11。3年左右。

“虽然我自己的公司是民营企业，但我还是主张大城市由国有大型企业为主体承担医疗废物处置体系建设运营。原因就是医疗废物的处理处置属于公共服务类行业，投资回报的周期比较长，不适合列为充分市场竞争的产业。国有大型企业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更强，通常也会更规范。”龚伟说。

曲睿晶则认为，这次疫情发生不仅暴露了我们公共卫生战略储备资源存在短板，政策法规及运营模式的落后也急需改进。“公建民营”模式，将是未来医疗废物处置市场的一个发展方向。

相比欧美一些大型专业医疗废物处理企业年营业额20亿美金左右的数字，我国在医疗废物处置行业公司的体量还非常小。“随着政策进一步明确和市场进一步放开，不管是装备制造还是运营，医疗废物处置的‘独角兽’一定会出现。”龚伟表示，十部委的文件对于医疗废物的处理设施建设有了更明确的要求，国外一些国家的水平还停留在我国2003年之前，留给我国医疗废物处理行业走出去的空间很大。所以，不断增强自身竞争力的前提下，他对国内外市场都充满信心。

来源：中国环境新闻

编辑：秦超